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10月24日力创配资,《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杨振宁的昆明岁月》的报道。
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振宁先生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自1938年抵达云南昆明，至1945年赴美留学，杨振宁在昆明度过了8个年头，其中在西南联大学习6年。作为杰出校友，杨振宁曾多次坦言：“感谢西南联大，它是奠定我一切成就的基础。”
“跑警报”，在废墟中把书本挖出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年3月，杨振宁随家人经历漫长而困苦的旅程，辗转抵达昆明。
父亲杨武之先生在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授，杨振宁进入昆华中学（今昆明市第一中学）读高二。那时流离失所的中学生非常多，所以教育部门允许中学未毕业的学生以同等学力的资格参加大学入学考试。这年秋天，杨振宁报考了西南联合大学。
杨振宁1938报考大学时的准考证。自1938年抵达云南昆明，至1945年赴美留学，杨振宁在昆明度过了8个年头，其中在西南联大学习6年。本组图片均由西南联大博物馆供图
在2万名考生中，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他本来考的是化学系，但在入学考试前“借了一本高中物理教科书，闭门自修了几个星期”，发现“物理更合口味”，入学后转入物理系就读。
踏进联大校园，眼前的景象让少年不禁愕然。杨振宁后来回忆：“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响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相比简陋的校舍，烽火连天的环境更让师生们感受到，战争硝烟并不遥远。抗战时期的昆明，空袭警报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杨家也不例外。有一次，日机轰炸昆明，杨家租的房屋被炸弹击中，变成一片废墟。万幸的是，全家因躲进防空洞才免于灾祸。
几天后，杨振宁借了一把铁锹跑回去，翻挖半天才从废墟里挖出几本歪歪斜斜的书本，如获至宝。为躲避轰炸，杨家随后搬到昆明市西北郊的龙院村惠家大院力创配资，一住就是三年。
国难当头，方寸书桌鲜有宁静。在日军轰炸的威胁下，联大师生和教学机构被迫疏散各处，当时有人开玩笑说，“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然而，只要警报一解除，师生们便立刻返回校园，继续上课、做研究。
对杨振宁而言，西南联大的求学岁月既是愉快的，也是艰辛的。他曾回忆：“战时，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极差。然而，西南联大的师生都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
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浸润着无数学子。一批批爱国青年发愤图强，或出国留学，投身教育和科学；或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
在西南联大博物馆，能看到当年联大师生以多种形式投身抗战：1100余人从军报国，奔赴抗日前线；400多名外文系学生担任军事翻译；工学院增设《兵工学》《要塞建筑》等战时课程，培养军事技术人才；师生开展抗战宣传、募集捐款、代写士兵家书……
茶馆辩论，科学求真的种子萌发
战时的西南联大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学术风气非常好。师生们一同开创了一种风格，既自由又严谨。
西南联大的教师阵容非常强大。教过杨振宁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王力等先生。物理系的教师阵容也非常强，他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大二力学则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
在联大对杨振宁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则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他跟着吴大猷教授做学士论文，研究对称性在分子物理学中的应用；跟着王竹溪教授做硕士论文，则是关于统计力学领域的。
“这两件事对我一生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后来的工作，主要就是在这两个领域。”杨振宁后来回忆，“这两个领域在战后整个物理学的发展中占有特别突出、重要的地位。”
同学之间的切磋也多有裨益。那时，西南联大的校园内没有供应饮用水的设备力创配资，因此昆明街头的茶馆成为联大学生的“第二课堂”。由于研究生补助金不够用，杨振宁、黄昆、张守廉三名同学一起到昆华中学兼职教书。三人出入相随，经常在茶馆、在校园、在路上高谈阔论，被同学们称为西南联大“三剑客”。
有一次他们讨论量子力学，争辩“哥本哈根的解释”是怎么回事，从茶馆一直讨论到宿舍，晚上10点熄灯后还躺在床上辩论。最后三个人起来把蜡烛点了，翻看海森伯写的《量子论的物理原理》，看看到底搞懂了没有。这个故事三人数十年后都记忆犹新。
后来忆及联大往事，杨振宁曾说：“我们的生活是十分简单的，喝茶时加一盘花生米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可是我们并不觉得苦楚：我们没有更多物质上的追求和欲望。我们也不觉得颓丧：我们有着获得知识的满足和快慰。这种十分简单的生活却影响了我们对物理的认识，形成了我们对物理工作的爱憎，从而给我们以后的研究历程奠定了基础，这是我们当时所没有认识到的。”
由家及国，奉献担当贯穿一生
虽然父亲是西南联大教授，但由于当时通货膨胀，杨家生活一度十分困难。
作为家中长子，杨振宁在战乱中早早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在昆明西郊龙院村惠家大院居住时，为鼓励四个弟妹多念书，他制定“红点规则”：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捣乱，就给谁记红点。
一周下来，有三个红点的孩子，就可以得到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城里看一次电影。杨振宁周末从联大回到家中，邻居孩子们都喜欢聚到杨家来，听他讲英译的《金银岛》《最后的莫西干人》等故事。
1945年春，为贴补家用，杨振宁还外出兼职，给在昆明的部分美军官兵教中文，每周教3小时。
这种对家庭的责任感，贯穿了杨振宁的一生，也体现在他后来对祖国科教事业的关心和贡献中。
1945年8月，杨振宁考上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由于“凡录取各生应在原机关服务留待后信”，他在一年的留待期里赴西南联大附中代课。杨振宁同时任高一、高二两个年级的数学课。他的学生中，有闻一多之子闻立鹤、《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等。
8月28日，经多方争取，杨振宁终于启程赴美留学，结束了他在昆明8年的生活。那天清早，一大家子陪着杨振宁在拓东路等待去巫家坝机场的公共汽车。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杨振宁猛然发现父亲还站在原地，瘦弱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杨振宁忍了一早上的泪水，此刻夺眶而出。
赴美留学后，杨振宁开启了物理科学的不懈求索。1957年12月10日，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登上了诺贝尔奖领奖台。得奖后，杨振宁始终认为，他一切成就的基础都来自西南联大。
故地重游，深情寄望这片土地
杨振宁始终保持着对昆明的深厚感情。在内心深处，昆明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曾多次回到母校所在地——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在昆旧址）访问。晚年在回首昆明求学的这段岁月，杨振宁曾深情地说：“我的基础应该说是在昆明打好的，我的基础理论是在西南联大打好的，研究方向也是在这里明确的……所以昆明是我年轻成长的地方，我多年来一直怀念昆明。”
2008年11月，86岁的杨振宁重返昆明，参加西南联大70周年校庆活动。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他对现场听众说：“在这个校园里，我第一次进了大学。四年本科，两年研究生，一年在联大附中教书。这七年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七年。”
就在那几天，杨振宁带着夫人翁帆走访了文化巷27号（原11号）故居和惠家大院，从云南师范大学正门步行，沿一二一大街重走当年的上学路。翁帆说：“他平时很少讲这么多话，这次在昆明，他特别兴奋。”
西南联大培养的家国情怀深深影响了杨振宁的人生选择。1971年，当得知中国不再是“禁止去的国家”后，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回国。此后，他积极搭建中美学术交流的桥梁，晚年毅然回国工作，为祖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
2013年10月，91岁高龄的杨振宁再返昆明，参加云南师范大学“武之楼”命名暨杨武之塑像揭幕仪式，并在西南联大校友友谊林栽下一株国槐树。
那次昆明之行，杨振宁不仅深情回忆了联大求学岁月，还以其治学心得勉励青年学子：“坚持直觉、开放思想，不要放弃好想法。”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他留下的科学遗产和秉持的报国精神，必将激励一代代中国人在科学道路上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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